新科學裏的哲學問題－神經研究與道德問題

最近認真閱讀神經認知相關的網路文章或是觀看相關的webcast，時常造訪英國的dana foundation。Dana foundation的成立主要是對一般大眾傳遞腦部研究的一些成果與重要的議題。基金會時常邀請著名的學者進行現場演講或是討論，讓一般大眾能有機會與這些平時關在研究室裏的學者有直接對話的機會，一般民眾更能直接了解一些具有爭議性的議題。透過網路，基金會舉辦的這些座談傳達到更多其它的角落裏。

最近我特別注意到的是基金會網站裏許多關於腦部研究蓬勃發展之後衍生的道德問題的討論，每一次的pannel discussion後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已被回答的問題，而是在討論裏被丟出來更多的問題。

因為腦內造影技術的發達，我們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新的研究發現轉載在網路新聞裏，而且多以聳動的文字作標題，例如「多工傷害學習」或是「拒絕會啟動腦部危險行為機制」、「自閉症男性患者的腦部情緒神經較少」等。

在今年七月的Times Online 裏(註1)的文章裏提到1992年時美國一位男性跟妻子爭執之後，將她殺害並從十二樓丟下，他的辨護律師提出腦部掃描的證據證明被告的腦部腫瘤造成他無法控制他的衝動行為而求輕量刑。三年後另一個案例是某個慈善機構的經理挪用公款，辯護律師用腦部磁核造影證明他在犯行期間，腦部逐漸痿縮，最後檢查官同意求處較少的刑期。

2003年Dana foundation舉行的神經道德座談(註2)裏提到，美國75%的兒童藥物沒有經過兒童臨床研究證實它的療效或影響，甚至是Ritalin（治療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藥物），也沒有臨床實驗結果證明它的效果（現在可能已有研究成果），更不用提到關於學齡前兒童服用Ritalin後長期的追踪研究。2003年美國才開始研究Ritalin對發育中的腦部的後續影響。

2005年6月Dana foundation關於神經道德的討論(註3)裏，倫敦政經學院社會學教授Nikolas Rose指出一直到五年前，美國使用了全世界95%治療ADHD的藥物，而在義大利，這個疾病在當時的罹患率卻是未知，表示社會認知環境影響到對某些疾病的認定。這個不僅是道德的問題，而是政治、社會、甚至是生物經濟學的問題。（在座談裏他甚至使用「共同製造的流行病」來形容ADHD的例子）

在相同的坐談裏，牛津大學神經學教授Paul Matthews說道，在這個時間點裏，大腦對我們來說還是「無法預測」的。「心智起源於腦裏神經的作用」，負責任的人會說這樣的說法仍是一個「假設」，因為在任何的狀況下，我們都不能直接證明這個事實。我們可以預測一個突觸的行為反應，但一毫米平方的腦可以有十萬多的腦神經元，每個神經元又有一萬到二十萬的突觸連結進來，形成非常複雜的系統，任何一個參數的改變造成的結果在目前是遠超過我們能預測的範疇之外，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完全不同的思考架構，來探討「預測」的問題，但我們還離這個目標很遠。

Dr. Rose並提到，神經認知研究與腦部研究的道德問題並不是一個離我們尚遠的問題，現在就有很多需要被探討的問題，譬如孩童使用Ritalin藥物的問題、強制病人服用精神藥物、憂鬱症的藥物治療界定日漸模糊的問題，或是焦慮失常（anxiety disorder）的新興市場的問題，這些議題在當下都應該被充份探討。

關於大腦研究還有很多其它的道德問題需要在學術與大眾間充份討論。2005年底美國有一個案例是使用充滿爭議的brain fingerprinting(註4)技術證明死刑犯對當時的重要細節並不記得，被告希望能因此免除死刑。目前這個結果並不被陪審團採用。所以我們將面對的問題幾個明顯的問題範疇：

一、腦部研究的成果在詮釋與應用上的問題。
二、治療或是「優化」的問題：例如，在什麼樣的情形下我們可以「操弄」腦部的反應？以著名的帕金森氏症為例，目前有一些方法是以腦部刺激來減輕它的症狀。那麼我們可以服用藥物來增加我們的記憶嗎？如果可能的話，我可以在明天考試前，吃下一片帶有增強記憶功能的麵包（想起小叮當的情節了嗎？）然後去考試嗎？或者是我可以把它當成保健藥物，每天服用嗎？如果有讓人變聰明的藥物（假設神經研究一直發展下去，這一天就會來臨的話），那服用這樣的藥物有道德問題嗎？
三、還有正常與不正常的界線問題。

這些問題其實都需要許多在科學之外的討論與釐清，在我們還沒有真正科學實事之前，我們就需要哲學思考來填補這個空缺，直到科學進一步地實證出我們的哲學推論為止。但到那時之前，讓我們再重覆一下Paul Matthews的那句話：「到目前為止，心智起源於腦裏神經的作用，都還只能算是假設。」

相關連結

註1 A head for trouble　
註2 Dana foundaion podcast in 2003 about neuroethics
註3 Dana foundation webcast in 2005
PBS 上關於Brain fingerprinting 介紹
Nikolas Rose: http://www.lse.ac.uk/people/n.rose@lse.ac.uk/
Paul Matthews: http://www.seh.ox.ac.uk/index.cfm?do=viewStaff&personID=41

My bicycle route to work

辛亥路六段 -->
世新大學 -->
景美景華公園 -->
木柵花市 -->
與羅斯福路平行的小巷（119）巷 -->
芳蘭路（與基隆路平行的小路） -->
台大農場
這個時節騎到靠山邊的路，都會聞到不知名的花香。

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

自從大學修了台灣史時曾接觸關於台灣的認同問題之後，自己在這個議題上停止思考與閱讀很久。總是在看了一些令人義憤填膺的新聞片段時又不時想要理清這個問題，尤其是當愈來愈多台商「出走」到大陸去、或是媒體不停炒作大陸議題時，更會問這個問題，道底台灣人的認同問題是什麼？

在書店看到盧建榮的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便去圖書館借來，看是否能一解這許多年對這個問題的疑惑。

我對台灣的社會/歷史學者的了解幾乎接近文盲的程度，初讀盧從武俠小說開始談及台灣人的中化時，還以為他是位老老學者，但後來才知道並不是。在這本書裏盧從張深切、張文環與鐘肇政的文學作品裏分析不同時代的台灣認同問題，另人印象非常深刻，尤其是讀到張深切在民國二十幾年的著作裏所表達對台灣未來的思考，讓人想要更進一步地透過閱讀他的文字來了解台灣在那個時代的面貌。

盧建榮提到他在1994年在梅山講到故梅山名人張文環，不管是當時的聽眾或是田野調查遇到的鄉民，都沒有人知道誰是張文環，讓他深覺台灣對歷史失憶的嚴重。我在回家的路上與I討論到這點：我們對日據時代的台灣，幾乎是沒有想像的。我們的成長歷程裏幾乎沒有素材讓我們與這五十年的歷史有密切連結。最近重看張照堂編的影像的追尋，介紹台灣早期的攝影家，有許多作品是在民國二十幾年時照的，在那些照片裏甚至可以看到沙侖海水域場裏穿著比基尼的浴者，或是穿著改量式旗袍與洋裝開心地盪著秋千的女孩子們，完全在我們對那個時代的想像之外。

如果台灣人無法正面看待過去好與不好的那些歷史過程，如何能從歷史的追溯裏了解到我們如何來到這裏？

以下很簡短地摘錄了書中讓人印象深刻的字句：

『有四千年的文化史，幾百𠎵祖先建立下來的文明社會，竟是如此野蠻，怎不令人傷心！《張深切全集》，卷1，頁357。 大陸的情形,使我目驚心..《張深切全集》 卷1 頁363』 (P079)

這段談及張深切在日本禁用中文之後轉戰大陸繼續進行抗日的工作，但卻看到中國警察草菅人命，毫無人權觀念，對當時的現實中國失望之情。但他卻認同古典中國，有系統地閱地四書五經及諸子百家等先秦典籍。所以盧認為張深切有雙重認同的問題，他認同古典中國，卻不認同現實中國。（我很好奇那麼現在的台灣人認同的是什麼中國？市場中國？啊，其實是中國市場）

『台灣人一向做人家的殖民地... 台灣人未嘗做過主人...數百年來... 我們一直做人家的奴隸,被塑成妒忌、卑劣、利己、狡猾和現實主義的性格，這是我們最大的悲哀。《張深切全集》，卷２，頁470。』（P084）

『我想－－國家的強弱是視其國民為國犠牲的分量而決定的，我看朝鮮人過去的犠牲比台灣大，所以朝鮮的復興應該比台灣快。《張深切全集》，卷２，頁６２７。』（P085）

『.....我希望台文需要更加大眾化...我們要急起直追，創造超越日本的作品...』－－可見台灣文化反殖鬥爭已走到文化上要與敵人區隔，而且還要超越它這一地步（P094）

另一位光復前重要的作家是梅山的張文環。張文環在光復後因為無法用中文寫作而停筆了三十年，其實也是一種反映台灣文化因為不同統治者被切斷的樣貌。

三十年後，張文環重新提筆，用日文寫了《滾地郎》，由友人翻譯成中文。

「《滾地郎》的故事背景發生在日治時期的梅山，其中蘊涵的殖民論述相當豐富，值得挖掘。」

「養子的內部殖民關係可以改變，但我族被殖民者碰到異族殖民主的外部殖民卻無力抗爭。這樣的殖民論述不免過於流於宿命論式的了。」（P116）

『明治時代的殖民地台灣，有言語不通的異民族走進來，但清朝時代的台灣統治者也不知台灣語。官與民不用翻譯的話，好像鴨仔聽雷一般。而且，官與民之間，有高高的圍牆－－衙門阻撓著，而且這一次增加一道異民族的圍牆。街上的空氣常常被淡淡的煙包圍一般的感覺。年輕人想趕上那煙一般的潮流，年長者想要阻止它。這在當時任何家庭都會看得到的。（張文環；１９９１：２９）』（P127）

容我僅摘錄至此吧。《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像是一條小徑，而恐怕我們要從這條小徑去窺視這個複雜的問題是十分不易的，需要從這條小徑向前探去，去閱讀產於當時的著作，慢慢地重新建立起這段失去的歷史，可慶的是，至少我們所在之地並不完全黑暗，尚有小小燭光。

Tags: reading

美國共和黨的科學戰爭

幾個禮拜前朋友提及這本書「The Republican War on Science」，談論美國共和黨如何有系統地因為意識形態或政策性目，刻意有系統地扭曲科學資訊。我們一直很想買來拜讀，但還在閱讀清單上。因緣際會在UCTV上看到科學史教授Naomi Oreskes與該書作者Chris Moony的對談，算是在這裏先一窺其妙。

Oreskes問了一些蠻重要的問題，例如，她提到： 政治人物拒絕科學家的建議是常發生的事情，例如杜魯門總統拒絕了科學家不要製造氫彈的建議，算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例子。所以共和黨在做的事和過去有什麼不同？ 民主黨也有利用科學的例子，為什麼要特別談共和黨？ Arizona的社會科學教授Daniel Sarewitz在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上提出對Mooney非常嚴厲的評論，認為他的觀點是另一種誤導。Oreskes提出科學和文化、歷史、政治是不可分割的，因為科學也是社會結構的產物，是沒有純粹科學的存在，對這一點Moony的反駁是什麼？

Moony的觀點是共和黨惡在史無前例地以「系統化」的方式惡意曲解科學事實，且涉及的層面不僅是過去的軍事議題，而是廣泛的社會議題（最具爭議性的議題之一就是Intelligent Design）與環境政策（共和黨製作了一系列的文宣倡議地球暖化並沒有確切的科學根據，他們是如此形容二氧化碳的：「They call it pollution, we call it life」）。他認為政府官員可以選擇拒絕接受科學建議，但不應該扭曲或是刻意誤導科學事實。

對於沒有純粹科學的說法，他的解釋是他也了解科學裏面無可避免的「人」的因素，但是他主張我們不應該因此而不去關心科學事實被有系統地曲解這件事情。另外他認為我們應該區分學術科學與政府單位的科學研究兩者本質上的不同。

我覺得這個訪問節目有很有意思的地方在於我們如何「閱讀」一個觀點，共和黨的科學戰爭是本在暢銷書排行榜上數週的書，它呈現了一個一般人很少去思考，卻十分駭人聽聞（聳動？）的觀點，提醒更多美國人去覺查、觀察與反省科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所以廣受歡迎。所以作者在這個議題上就代表客觀事實，彰顯了社會正義？也不一定是如此。Oreskes在對談中提出的另一些批判性觀點或是問題，可以防止閱讀者有非黑即白的觀點，我覺得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們應該還是會找時間拜讀這本有趣的書。

Tags: observation

網路中立

網路供應商（提供網路連線服務的廠商，大部份是電信運營商）可以決定我們觀看的內容嗎？美國最近有許多關於這個議題的討論。在HorsePigCow上看到關於這個議題的video link，覺得真是有趣。

在Wikipedia上對於這個議題有很詳細的說明。中文則有Timedream的文章提及這個事件的意義。

以下為「忍者說」的網路中立信短片：

Tags: observation

All In The Mind - 24 June 2006 - Early childhood and the developing brain

澳洲廣播電台ABC有一系列關於心理學與神經科學的廣播節目。在網站上不旦有mp3可以下載，還有訪談稿提供該節目的訪談細節，是很不錯的資源。

七月二十四日的節目談到在嬰幼兒發展早期照顧者與嬰幼兒互動對嬰幼兒發展的影響。

節目中的主談者Dan Siegel認為，三歲以前的額葉發展提供了一些重要社會功能的基礎，譬如親密關係、同理等。在這個時期裏，嬰幼兒與照顧者的互動扮演了十分關鍵的角色。訪談稿摘譯如下：

人腦裏有數億神經元，在出生時這些神經元之間彼此的連結十分不成熟，在發展的過程中，個體的經驗開始促進神經元觸發而進而產生連結。

在一般狀況下，當嬰兒哭的時候，他的哭聲會被聽見，所以他的基本需求能得到滿足。這樣的經驗使得嬰兒的腦部發展產生如此的連結，於是發展出一個一致的腦部結構組織：當他向外溝通他的內心狀態時，會有相對的反應，所以他能得到需求上的滿足...　而大腦的組織會有非常有整體性。

當幼兒向外溝通他的內在需求時得不到反應時，他的腦部學習到的是，不管我內在需求是什麼，（向外溝通後）我還是不會得到我所需要的東西，因為外在世界的其它人無法了解我需要的是什麼。幼兒會學習到獨自存在，不向外要求，如果這樣的情形不斷發生，則最終甚至會和自我的身體和情緒經驗疏離。

孤兒院裏的孩子常是兩個護士照顧200個幼兒，所以幼兒的需求常常被忽略。Siegel提到如果一再地被忽略，幼兒無法從外在得到情緒的安撫，他們就會發展出自己的方式來安撫情緒，譬如說，咬自己、搖晃，想辦法對自己提供不同的刺激以分散自己的內在需求的注意。當這樣的情形維持數年之後，這些幻兒的腦部就愈發定形，對經驗的反應就愈來愈少，到了六、七歲時，那些從沒有任何親密關係的孩子很難跟其它人發展親密關係。

目前我們知識所及是在出生後十八到二十四個月時，大腦的額葉發展同理及自我調理（self-regulation）功能，如安撫自己的情緒、透過自言自語來看自己的想法，這些都從親密關係發展而來，二歲半到三歲時額葉的發展已經到一個幼兒可以去探索世界，較多社會互動的程度。所以要改變可能要在三歲以前。

但Siegel也提到人腦神經在成長後再生與重新連結的能力已是被廣泛證明的事實，所以透過檢驗自己的生命與記憶，我們可以再重建我們生命的意義。

We now know that definitively. So I believe very strongly that adults can use their minds to actually examine their lives and examine their own memory systems to make sense of their lives and then alter the way their brains function, so they can actually free themselves up from what used to be a prison of the past.

Tags: M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