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ly 14, 2006

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

自從大學修了台灣史時曾接觸關於台灣的認同問題之後,自己在這個議題上停止思考與閱讀很久。總是在看了一些令人義憤填膺的新聞片段時又不時想要理清這個問題,尤其是當愈來愈多台商「出走」到大陸去、或是媒體不停炒作大陸議題時,更會問這個問題,道底台灣人的認同問題是什麼?

在書店看到盧建榮的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便去圖書館借來,看是否能一解這許多年對這個問題的疑惑。

我對台灣的社會/歷史學者的了解幾乎接近文盲的程度,初讀盧從武俠小說開始談及台灣人的中化時,還以為他是位老老學者,但後來才知道並不是。在這本書裏盧從張深切、張文環與鐘肇政的文學作品裏分析不同時代的台灣認同問題,另人印象非常深刻,尤其是讀到張深切在民國二十幾年的著作裏所表達對台灣未來的思考,讓人想要更進一步地透過閱讀他的文字來了解台灣在那個時代的面貌。

盧建榮提到他在1994年在梅山講到故梅山名人張文環,不管是當時的聽眾或是田野調查遇到的鄉民,都沒有人知道誰是張文環,讓他深覺台灣對歷史失憶的嚴重。我在回家的路上與I討論到這點:我們對日據時代的台灣,幾乎是沒有想像的。我們的成長歷程裏幾乎沒有素材讓我們與這五十年的歷史有密切連結。最近重看張照堂編的影像的追尋,介紹台灣早期的攝影家,有許多作品是在民國二十幾年時照的,在那些照片裏甚至可以看到沙侖海水域場裏穿著比基尼的浴者,或是穿著改量式旗袍與洋裝開心地盪著秋千的女孩子們,完全在我們對那個時代的想像之外。

如果台灣人無法正面看待過去好與不好的那些歷史過程,如何能從歷史的追溯裏了解到我們如何來到這裏?

以下很簡短地摘錄了書中讓人印象深刻的字句:

『有四千年的文化史,幾百𠎵祖先建立下來的文明社會,竟是如此野蠻,怎不令人傷心!《張深切全集》,卷1,頁357。 大陸的情形,使我目驚心..《張深切全集》 卷1 頁363』 (P079)


這段談及張深切在日本禁用中文之後轉戰大陸繼續進行抗日的工作,但卻看到中國警察草菅人命,毫無人權觀念,對當時的現實中國失望之情。但他卻認同古典中國,有系統地閱地四書五經及諸子百家等先秦典籍。所以盧認為張深切有雙重認同的問題,他認同古典中國,卻不認同現實中國。(我很好奇那麼現在的台灣人認同的是什麼中國?市場中國?啊,其實是中國市場)

『台灣人一向做人家的殖民地... 台灣人未嘗做過主人...數百年來... 我們一直做人家的奴隸,被塑成妒忌、卑劣、利己、狡猾和現實主義的性格,這是我們最大的悲哀。《張深切全集》,卷2,頁470。』(P084)

『我想--國家的強弱是視其國民為國犠牲的分量而決定的,我看朝鮮人過去的犠牲比台灣大,所以朝鮮的復興應該比台灣快。《張深切全集》,卷2,頁627。』(P085)

『.....我希望台文需要更加大眾化...我們要急起直追,創造超越日本的作品...』--可見台灣文化反殖鬥爭已走到文化上要與敵人區隔,而且還要超越它這一地步(P094)
另一位光復前重要的作家是梅山的張文環。張文環在光復後因為無法用中文寫作而停筆了三十年,其實也是一種反映台灣文化因為不同統治者被切斷的樣貌。

三十年後,張文環重新提筆,用日文寫了《滾地郎》,由友人翻譯成中文。

「《滾地郎》的故事背景發生在日治時期的梅山,其中蘊涵的殖民論述相當豐富,值得挖掘。」

「養子的內部殖民關係可以改變,但我族被殖民者碰到異族殖民主的外部殖民卻無力抗爭。這樣的殖民論述不免過於流於宿命論式的了。」(P116)

『明治時代的殖民地台灣,有言語不通的異民族走進來,但清朝時代的台灣統治者也不知台灣語。官與民不用翻譯的話,好像鴨仔聽雷一般。而且,官與民之間,有高高的圍牆--衙門阻撓著,而且這一次增加一道異民族的圍牆。街上的空氣常常被淡淡的煙包圍一般的感覺。年輕人想趕上那煙一般的潮流,年長者想要阻止它。這在當時任何家庭都會看得到的。(張文環;1991:29)』(P127)
容我僅摘錄至此吧。《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像是一條小徑,而恐怕我們要從這條小徑去窺視這個複雜的問題是十分不易的,需要從這條小徑向前探去,去閱讀產於當時的著作,慢慢地重新建立起這段失去的歷史,可慶的是,至少我們所在之地並不完全黑暗,尚有小小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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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ly 11, 2006

美國共和黨的科學戰爭



幾個禮拜前朋友提及這本書「The Republican War on Science」,談論美國共和黨如何有系統地因為意識形態或政策性目,刻意有系統地扭曲科學資訊。我們一直很想買來拜讀,但還在閱讀清單上。因緣際會在UCTV上看到科學史教授Naomi Oreskes與該書作者Chris Moony的對談,算是在這裏先一窺其妙。

Oreskes問了一些蠻重要的問題,例如,她提到: 政治人物拒絕科學家的建議是常發生的事情,例如杜魯門總統拒絕了科學家不要製造氫彈的建議,算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例子。所以共和黨在做的事和過去有什麼不同? 民主黨也有利用科學的例子,為什麼要特別談共和黨? Arizona的社會科學教授Daniel Sarewitz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上提出對Mooney非常嚴厲的評論,認為他的觀點是另一種誤導。Oreskes提出科學和文化、歷史、政治是不可分割的,因為科學也是社會結構的產物,是沒有純粹科學的存在,對這一點Moony的反駁是什麼?

Moony的觀點是共和黨惡在史無前例地以「系統化」的方式惡意曲解科學事實,且涉及的層面不僅是過去的軍事議題,而是廣泛的社會議題(最具爭議性的議題之一就是Intelligent Design)與環境政策(共和黨製作了一系列的文宣倡議地球暖化並沒有確切的科學根據,他們是如此形容二氧化碳的:「They call it pollution, we call it life」)。他認為政府官員可以選擇拒絕接受科學建議,但不應該扭曲或是刻意誤導科學事實。

對於沒有純粹科學的說法,他的解釋是他也了解科學裏面無可避免的「人」的因素,但是他主張我們不應該因此而不去關心科學事實被有系統地曲解這件事情。另外他認為我們應該區分學術科學政府單位的科學研究兩者本質上的不同。

我覺得這個訪問節目有很有意思的地方在於我們如何「閱讀」一個觀點,共和黨的科學戰爭是本在暢銷書排行榜上數週的書,它呈現了一個一般人很少去思考,卻十分駭人聽聞(聳動?)的觀點,提醒更多美國人去覺查、觀察與反省科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所以廣受歡迎。所以作者在這個議題上就代表客觀事實,彰顯了社會正義?也不一定是如此。Oreskes在對談中提出的另一些批判性觀點或是問題,可以防止閱讀者有非黑即白的觀點,我覺得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們應該還是會找時間拜讀這本有趣的書。

Sunday, July 09, 2006

網路中立

網路供應商(提供網路連線服務的廠商,大部份是電信運營商)可以決定我們觀看的內容嗎?美國最近有許多關於這個議題的討論。在HorsePigCow上看到關於這個議題的video link,覺得真是有趣。

在Wikipedia上對於這個議題有很詳細的說明。中文則有Timedream的文章提及這個事件的意義。

以下為「忍者說」的網路中立信短片:

Tuesday, July 04, 2006

All In The Mind - 24 June 2006 - Early childhood and the developing brain

澳洲廣播電台ABC有一系列關於心理學與神經科學的廣播節目。在網站上不旦有mp3可以下載,還有訪談稿提供該節目的訪談細節,是很不錯的資源。

七月二十四日的節目談到在嬰幼兒發展早期照顧者與嬰幼兒互動對嬰幼兒發展的影響。

節目中的主談者Dan Siegel認為,三歲以前的額葉發展提供了一些重要社會功能的基礎,譬如親密關係、同理等。在這個時期裏,嬰幼兒與照顧者的互動扮演了十分關鍵的角色。訪談稿摘譯如下:

人腦裏有數億神經元,在出生時這些神經元之間彼此的連結十分不成熟,在發展的過程中,個體的經驗開始促進神經元觸發而進而產生連結。

在一般狀況下,當嬰兒哭的時候,他的哭聲會被聽見,所以他的基本需求能得到滿足。這樣的經驗使得嬰兒的腦部發展產生如此的連結,於是發展出一個一致的腦部結構組織:當他向外溝通他的內心狀態時,會有相對的反應,所以他能得到需求上的滿足... 而大腦的組織會有非常有整體性。

當幼兒向外溝通他的內在需求時得不到反應時,他的腦部學習到的是,不管我內在需求是什麼,(向外溝通後)我還是不會得到我所需要的東西,因為外在世界的其它人無法了解我需要的是什麼。幼兒會學習到獨自存在,不向外要求,如果這樣的情形不斷發生,則最終甚至會和自我的身體和情緒經驗疏離。

孤兒院裏的孩子常是兩個護士照顧200個幼兒,所以幼兒的需求常常被忽略。Siegel提到如果一再地被忽略,幼兒無法從外在得到情緒的安撫,他們就會發展出自己的方式來安撫情緒,譬如說,咬自己、搖晃,想辦法對自己提供不同的刺激以分散自己的內在需求的注意。當這樣的情形維持數年之後,這些幻兒的腦部就愈發定形,對經驗的反應就愈來愈少,到了六、七歲時,那些從沒有任何親密關係的孩子很難跟其它人發展親密關係。

目前我們知識所及是在出生後十八到二十四個月時,大腦的額葉發展同理及自我調理(self-regulation)功能,如安撫自己的情緒、透過自言自語來看自己的想法,這些都從親密關係發展而來,二歲半到三歲時額葉的發展已經到一個幼兒可以去探索世界,較多社會互動的程度。所以要改變可能要在三歲以前。

但Siegel也提到人腦神經在成長後再生與重新連結的能力已是被廣泛證明的事實,所以透過檢驗自己的生命與記憶,我們可以再重建我們生命的意義。

We now know that definitively. So I believe very strongly that adults can use their minds to actually examine their lives and examine their own memory systems to make sense of their lives and then alter the way their brains function, so they can actually free themselves up from what used to be a prison of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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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ne 30, 2006

前進大陸衝衝衝

今天去了一場幾乎讓自己啞口無言的聚會。

一位在常年在大陸打滾的長輩,現在算是長住在蘇州,來參加這個聚會。他語重心長地說道,未來我們的孩子都要跟大陸的孩子競爭,而大陸進步的速度很快地就會把我們給拋在後面。大陸現在機會遍地都是,他鼓勵我們這些後生晚輩能去的就趕快去,去了那裏不要只工作,要留意遍地的機會,他感概到早年那些留意到這些機會的人,現在都已經賺飽了。

這讓我想到今天廣播裏聽到的節目,談及台灣有九位教授被大陸聘用,並談到台灣人不夠珍惜我們的學者,就薪資水平來說大陸願意出的價碼可能是六萬到十五萬美金的年薪。

這兩件事情一下子讓人心情很複雜起來。一方面覺得好像在經驗一種全國性的恐懼陰謀,似乎每個人都在想的事情都是我們很快就要被大陸人趕過去。在面對這樣的恐懼裏,大部份人的建議就是大家趕快西進吧,就衝!衝!衝!另一個很深切的感覺是似乎現在能夠衡量「競爭力」的標準就是「經濟力」。

在回程的路上我一直思考這個困惑了自己很久的問題:為什麼我們要去大陸才會有競爭力。當然我們不能排除自己於大陸的廣大新興市場之外,如同我們不能排除自己於印度的新興市場之外,每個國家都要面臨到這個問題。但,為什麼我們在其它歐洲國家看不到「恐陸」(或是他們也很恐陸?)我懷疑他們會有高度恐懼深怕自己的孩子比不上大陸的孩子。但,為什麼我們就會呢?

新加坡的人是不是也會認為把自己的孩子放到大陸去,未來就可以跟這些大陸的孩子作競爭?聽起來好像有點什麼不對的地方。

我想到日本人的軌跡。許多日本的產業發展似乎是「向內看」為出發點。他們思考問題,然後到國際上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回到自己的國家裏精進這些方法來更進一步解決他們想解決的問題,而最好的東西一向是先滿足日本內需市場,然後再外銷到其它國家。而這樣的文化模式似乎為他們創造了在某些產業上十幾二十年的領先地位。「問根本問題的能力」似乎是很重要的元素。但也許日本產業成功模式還是在全球化影響還沒有這麼巨大以前,而也是它開始勢微的原因?

想著想著,公車就到站了。下公車時大家習慣地感激公車司機,公車司機也很親切的回應。這是十幾年前沒有的東西,而台灣的「人文」素養與人道關懷是不大一樣了。而這個我稱之為「humanity infrastructure」並不是在一天兩天裏發展出來的。我想到今天順手翻到的,張照堂寫的「影像的追尋」裏面台灣的老照片,裏面有幾張民國二十七年的照片,一張是兩個女孩子穿著洋裝與改量旗袍在淡水海水浴場盪鞦韆,笑得非常開懷;另外幾張是同一年的新竹埔看戲、上香與遊街的照片,包括這些早年台灣影像工作者在影像這件事上的思考,都讓人覺得台灣的humanity infrastructure的發展有著深厚的歷史。這和長年經歷戰亂與文革的衝擊後的大陸有著很大的不同。只是,我問I,人道關懷對經濟競爭力有幫助嗎?我想這個是個複雜而多層面的問題。但人道關懷是否能增進人類的心理效益,我想答案是比較明確的。

台灣在過去幾十年來的「經濟奇蹟」後,建立了一個不錯的基礎,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有幸能站在這樣的經濟奇蹟成果上面,也許有了不同的視野。過去台灣有遍地都是的機會,現在似乎是大陸有了遍地都是的機會。但我們也許可以思考的是在我們過去的累積上面,是不是可以用不同的視野去找到在彼岸遍地機會裏確切屬於我們的位置。如果在過去我們是惡性競爭形成的經濟規模,是不是我們把同樣的做法移個地點在做一次?那麼除了在經濟的累積之外,我們的「進步」在哪裏?

我想我們還是要問根本的問題吧。